，在法院处理企业破产的过程中，企业主往往还会采取另一种惯用的伎俩———虚构管理人员较高数额的劳务报酬，并由管理人员起诉，在企业财产中予以优先支付。
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、继承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，同样是虚假诉讼的一个多发区域。由于拆迁政策中房产安置是以“户”为单位，货币安置则又是以实际安置面积为依据，很多人通过虚假确权、虚假析产的手段，达到增加房产安置面积，或者多得货币安置款的目的。
通过虚假诉讼认定驰名商标的案件也时有发生。目前，认定驰名商标的途径有行政和司法两种途径，行政途径时间较长，司法途径时间相对较短。受驰名商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驱动，有的企业不择手段，利用虚假诉讼达到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目的。
此外，国有、集体企业，尤其是正在改制中的国有、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，也经常发生虚假诉讼的现象。
虚假诉讼背后的成因
民诉制度有缺陷刑责追究无规定
通过调查，浙江省高院的法官发现，社会诚信的缺失是虚假诉讼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民事诉讼本是保护权益的手段，但一些人企图借助这一合法外衣，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动机正在得到强化。
此外，虚假诉讼行为人所追求的不法利益，与虚假诉讼的成本相比，存在巨大反差。倘若虚假诉讼东窗事发，行为人最多被处以罚款、拘留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屈指可数。成本和利益的失衡，助长了行为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制造虚假诉讼的不良企图。
法官们在调研中还发现，民事诉讼相关制度的缺陷为虚假诉讼提供了空间。
在虚假诉讼中，当事人为达到非法目的，往往在举证时下足功夫，即从证据形式上尽可能满足法律规定，加上对方一般也不会提出异议，很难被看出破绽，由此往往躲过法官的合法性审查而被轻易采信。有的当事人甚至不提交任何证据，而只是通过当庭自认的方式便达成调解协议，法官很难判断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民事关系。
此外，我国现有的民法通则及其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，对虚假诉讼未作任何规定，更没有把它当作侵权行为的一种予以对待。
法官们还发现，民事调解制度的固有局限性容易被虚假诉讼者利用。当前，在调解中要尊重当事人合意，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已经成为共识。因此，在没有查清事实、分清责任的情况下，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，是其行使处分权的体现，法院一般不会依职权禁止。正因为如此，民事调解很容易被虚假诉讼者利用，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的目的。
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来看